民主的“麻烦”与效率

　　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，何东宁承认，他常常会在许多事情上个人拍板做主。“难道做每一件好事都征询：你同意吗？这种想法不是很可笑吗？与其花时间召开会议，我三封找钱的催款信都发出去了?说来可悲啊，大家不清楚是业委会做的好事，80%都是我做的。但大家不了解我，不了解业委会。”何东宁感到非常委屈。

　　谈到民主的效率，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、法学博士毛寿龙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则认为：实行民主，实际上就是决策过程要慢，但是一旦决策通过了，执行效率会很高。

　　记者也曾问到舒可心这个问题：如果每件事都要民主表决，岂不效率太低了？舒可心的看法是，要五分之四的委员同意才能盖章，这里指的不是做具体事的行政权。也就是说，立法权要掌握在多数人手里，但行政权，即干具体事的决策权，一定要一个人“独断”负责。因为人民不是行政管理的专业人员(其实业委会的人也不是)。如果人民觉得这个人管得不行，可以把这个人炒了。所以，舒可心认为，业委会对小区的物业管理，最好是不插手，让物业公司自己做，而业委会的最大责任，是物色并监督好物业公司。

　　毛寿龙打了一个比方，业委会的职责范围，应该像是美国的议会拨款，一项项审批花钱的项目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是算钱的人，不是花钱的人。算钱的人不花钱，花钱的人不算钱——业委会应该是算钱的，物业公司，就是花钱的。

　　“业委会该不该管刷楼这种事？我认为，应该是物业公司说该刷就刷，不该刷就不要管。所以，如果你(指业委会)选择了做议会这种角色，就不要接触行政管理行为。”舒可心说。

　　谈到何东宁为大家做了好事，却得不到业主们的理解这种委屈，毛寿龙说，民主的另一个普遍原则，就是公开：“业委会成员，应该适应这种公共化的生活。业委会的人，慢慢成为了小区里的精英，他明白的很多事，业主是不明白的，如何让业主也明白，这是非常大的挑战。有的时候，业委会做了很大的事情，外面人都知道了，自己内部的业主们还不知道——这是很麻烦的。”

　　当情况都不透明的时候，就是谣言四起的时候。舒可心在当业委会主任的时，也没少被人谣传，说他或其他业委会成员拿了物业公司什么什么好处。舒可心说，他们对付这些谣言的办法，就是让一切透明。他们在《查阅文件和档案制度》中规定：只要是持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本小区的业主，都有权查阅业委会的文件(包括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的所有合同协议)。所有的来往文件，都由秘书编了号，一份也不能少。他要求秘书，首先要接待好每个来查文件的业主。

　　“会有很多人来查文件吗？”记者问。

　　“开始来查文件的业主并不多，”舒可心说，“中国人并不习惯查‘管他们的人’的文件。他们也不相信真的能查。我们不断告诉业主，说你可以查。后来，来查文件的人一下子多起来，许多没事的老人就坐在业委会办公室来抄，专挑你的毛病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来看文件的人越来越少了。”

　　“来看文件的人少了，会不会让你们轻松点？”记者问。

　　“不会。制度放在那里，保障一千多业主能看文件，每分钟都在监督你。只要有10个人看文件，就够了。所有干了坏事的人就会怕。”舒可心说，由于公开，减少了很多麻烦——制度带来了效率，带来了减少纠纷。

　　业委会能力的最大体现， 是引导和综合民意

　　对于一个小区的业委会来说，经常遇到的矛盾，可以分成“对内”与“对外”。在发生“对外矛盾”的时候，比如，发生了与开发商或是与物业公司的矛盾，舒可心说，业主们也常常会分为“鸽派”和“鹰派”。

　　这个时候，舒可心说，他常常扮演“鸽派”，主张“理性解决问题”要“先礼”，如果不能奏效，“鹰派”们就“后兵”了。真正的危机，舒可心说，还不是这种面对外界的强大压力，而是内部的业主们，把你业委会撇开了闹事。

　　舒可心就经历过这么一次。2003年的一天，他没有在小区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说小区的业主们因为听说地库要涨价而集体行动，决定都把车停在地面上，电话里，要求舒可心立刻表态。

　　事先，舒可心一点也不知道业主们要闹事，而现在，他明白自己“不能耍滑头，不能妥过去，必须旗帜鲜明表态”。

　　参与抗议的业主大约是一二百人。而小区里有1500户业主。舒可心说，民主，就是这样：真正有原动力积极参与的，一般是百分之五的人不到。这个小区，有400人有车，所以有一二百人参与，已经比例很高了。

　　舒可心当即表示：因为业委会还没有开会，他不能代表业委会说话，只能以个人身份表态：第一，对业主们的行动的原因表示同情；第二，反对他们的行为。“因为你们一二百人要影响1500户4800人的生活。”

　　一周后，朝阳园的业委会以上述观点正式表了态。这种表态，当然少不了挨骂。

　　但是，舒可心对整个形势有一种判断。“我判断他们长不了。这样做对大家的生活是有影响的。老人没地方遛狗了，小孩的活动空间被占了，而且环境也变得很吵。这时其他业主慢慢就不干了，业主与业主就打起来了。还有一个因素，物业公司表示，涨价之说根本是谣言。而这些车，又都是好车，这样雨淋日晒大家不心疼？这样维持了一两个月后，抗议活动无疾而终，人们不声不响又把车开回了地库。”

　　“业委会执政能力的最大体现，是引导和综合民意。”舒可心说，“其实人大也是如此。如果每个立法案都通不过，你(人大)常委会就别干了。”

　　2004年，在北京朝阳园业委会换届时，因为参与投票的人没有达到法定人数(三分之二)，选举流产，从此，朝阳园就没有业委会了。舒可心认为，这与物业公司确实服务得不错也有关。人们觉得，既然物业公司不错，还要业委会干嘛呢？

　　但是，最近几个月，朝阳园的业主们中又出现了重新建立业委会的呼声。人们觉得，一旦物业公司失去了监督，服务质量就会下降。在朝阳园的业主论坛网站上，也可以看到人们对此纷纷议论。当然，也还有人在骂舒可心。但舒可心对此并不为意，他说：他只要当选，“就还出来干”。让舒可心欣慰的是，现在业委会筹委会的人，包括想出来竞选的人，他们对早先订下的管委会制度，都是认可的。

　　“他们是中国最可爱的人”

　　秦兵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，把今天的业委会成员称为是“中国最可爱的人”。“他们要自己花钱，为全体业主办事。还要承担责任。”

　　秦兵一直在主张，要为业主委员会专门立一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主委员会组织法》，明确业委会的成立程序、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报酬机制，从而使得业委会成为专业化组织、并在适当时给业委会法人地位。今年春天的“两会”上，有30多位人大代表在他起草的提案上签了名，提交了上去。

　　“靠做义工的性质，是不能长久的”，秦兵认为，“想构建和谐社会，业委会就要走向专业化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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